其实， 康熙执政的年代并不太平， 除了要解决先辈们遗留下来的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恨和矛盾，天灾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频繁最严重的。 我们赞美胡主席和温总理在汶川地震抗灾的英明领导， 康熙做得也并不差。 康熙在位期间大的水灾数十次，大地震不断，单单八级以上的地震就有三次，最大的一次达8.5级， 每次也都取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而且也在抗震救灾中解决很多不该发生的社会问题。

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的9月2日，京师地区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这次地震的震级达八级。地震波及200余州县。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康熙皇帝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一方面“发内帑银十万两”，赈恤灾民；一方面号召“官绅富民”捐资助赈。但他最着力进行的，则是亲自带领大小臣工，对朝政得失认真地作一次全面的检讨和反思。

康熙对大臣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悚息靡宁，勤求致灾之由。”

地震发生后不到四个小时，康熙立即把“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召集在一起，严厉批评了某些官员不仅不清廉勤政，反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的恶劣行径，并且表明了对这种“奸恶”之人如“不加省改”，一经查出，“国法具在，决不饶恕”的决心。

两天后，康熙帝再一次将“满汉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各官”召集到左翼门，着人口传谕旨，宣布了他所思虑的施政上的六方面弊端：一是各级官吏“苛派百姓”，“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使“民生困苦已极”；二是“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三是用兵之时，任意烧杀抢掠，“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四是地方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遇到水旱灾荒，对蠲免、赈济诸事，“苟且侵渔，捏报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刑狱不公，积案不办，“使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加之“衙门蠹役，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六是王公大臣之家人奴仆，“侵占小民生理”，“干预词讼，肆行非法”。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420页）

康熙要求大臣们对如何严禁这六种弊政提出具体办法。他特别强调，革除弊政，关键在于高官的率先垂范。大臣们根据康熙皇帝的旨意，在十天之内拟出了革除上述六种弊政的办法，包括对责任者从“革职拿问”、“永不叙用”到按律“正法”的严厉处罚措施，康帝批准了这个处分办法。中央政府在救灾中创建了廉政工程并努力树立廉洁政府的形象。正是这样一种敬天爱民、反躬自省的精神，成就了康熙大帝“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的伟大功业。要否定康熙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难的。

康熙很重视官员的“考成”制度，而他本人也在满汉及各民族人民的眼里有了一个极好的“考成”，这对于清初满汉社会矛盾的和解以及社会和谐起到关键作用。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康熙只是个皇帝而已，他不是总理，不是总统，更不是总书记，你不能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准来要求他。

虽然每提起清史上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 都让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但以武力入侵中原是康熙的爷爷们干的事情，不能因此而抹杀和否定康熙安抚天下， 救黎民于水火的功绩。 因为大清朝的顽固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就把满人视为罪不可赦的看法是不科学的， 不讲道理的， 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发泄。

假如世界上没有西方资本主义革命，没有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 自然也就没有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想清朝到现在也未必会灭亡， 因为清朝有相对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上的任何朝代相比， 清朝皇帝可说最为朴素和勤政。不提明朝皇帝朱元璋、朱棣极其子孙们动辄用数十位活蹦乱跳的妃子为其殉葬， 单就皇帝老婆的数量来说，清朝是最少的。 而且，清朝的皇帝连夜里搂着老婆睡觉的权力也没有， 与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以及众多昏庸无道的明朝皇帝相比，在勤政方面， 清朝的皇帝普遍要高出一个档次。

然而， 清史专家阎崇年写的《康熙大帝》一书， 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在阎崇年先生签售书时，却被某青年暴力掴了一巴掌。 一时间舆论哗然， 网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阎崇年语录， 实在可笑，又有些可悲。 有人不喜欢阎先生， 因为先生的观点和他们不一致， 口口声声讲先生是为康熙歌功颂德，被视为汉奸。 即使是歌颂， 歌颂好人有错吗？ 我赞叹过日本的明治维新， 你不能扣帽子说我是日本人的汉奸， 我赞美过盖茨和巴菲特， 你也不能说我是美国人的汉奸。 康熙还是咱中国人。  

而且，作为历史学家，阎先生也并没有暴力青年和网上所说的歌功颂德，而是客观而辩证的评说。在评康熙尊崇儒家文化时， 阎先生是这么写的：

“康熙帝尊崇儒家文化的政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影响：其积极方面，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凝聚，因为大家都修身齐家，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弘扬，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消极方面，为维护清帝自身皇权与满洲贵族特权，又对汉族知识分子加以防范、打压，抹煞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光华，消磨了汉族的民族自尊精神，钳制思想，限制舆论，日后恶果，值得深思。”（ 《康熙大帝》，第210—212页）

阎先生不但是一位智者， 而且爱憎分明， 对文字狱，短短几个字便阐明出了他的爱憎分明，“清朝的文字狱，贻祸之烈，悬垂久远！”

评述戊戌变法，阎先生的观点也很客观，而且精辟，“光绪‘百日维新’，初现变革生机。然而，‘戊戌政变’，痛失良机。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维新变革的机会，丧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接着，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与光绪逃难。其受害者，自然是百姓、是国家、是民族；而受害最烈者，则是皇室、是贵胄、是满洲。在辛亥革命中，皇清宗室，满洲贵族，成为‘革命对象’。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第251页）

在国内时，阎先生的《清宫十二帝疑案》我几乎每集都看了，正是阎先生一炮打响， 挽救了当时《百家讲坛》栏目差点夭折的命运。 阎先生是有修养的， 他是著名学者，但并不是学霸，他的讲坛风格不是灌输和布道，而是探讨。 两年前我在博客里就提起过阎崇年，甚至为他不如易中天的名气大而不平。他们都是好人。

因为阎崇年被打， CCTV似乎又成了众矢之的。 或许你认为康熙不是个好皇帝， 或许你觉得阎先生是胡说八道， 你也可以向CCTV申请到《百家讲坛》去讲一讲，或者自己也著书立说， 对阎先生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批判，但是你却选择了扇耳刮子，好一个文化法西斯！

能上CCTV的节目， 都是让人艳羡的。尤其是易中天，让人既羡慕又嫉妒。 不能因为人家的幸运，你就否定人家的一切， 把专家学者们说得一无是处， 甚至把整个《百家讲坛》也说得一无是处。 这个栏目是经受了考验的，是为观众所接受的，有意见可以提，诽谤与诬陷不可取。

有网友说的好：“这其实只是一种思想上和学术上的“仇富”情结，绽放在要求话语权的时尚包装下；均贫富的古老幽灵，从财富领域蔓延到学术领域----尽管这个领域与别的领域一样狼籍遍地。”“在人类的历史上，暴政并不只是暴君的专利，很多时候更是来自暴民；暴民正是产生暴君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西方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几百年前就说过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你不可以打我！

所以我要说： 康熙是个好皇帝！ 阎崇年是个好历史学家！《百家讲坛》是个好栏目！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发展。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牌子在深圳以至各地竖立了20年了。 关键是如何科学发展。

甚至从建立新中国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也一直在发展。然而长期以来， 我们发展得并不是很科学。

我出生成长在农村， 小时候， 父母一年到头从早忙到晚，包括冬天农闲时节父亲都要被征到各处修河修水库，可一年下来，却时常遭受断粮吃不饱的威胁，水果、猪肉、鸡蛋三个月吃不了一次。 什么原因？ 因为生产关系不科学。单看看当时父亲们修的那些水利工程，也能明白他们辛苦的付出为何没能得到应得的回报了。  

因为不科学， 在大跃进年代， 仅一个山东临沂地区就在大跃进中建了十一座大型水库，三十三座中型水库，近一千座小型水库。临沂地区是跃进了，但是没出三十年，百分之八十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余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而河南商城县要与全国一起跃进，修水库，可是没有人设计，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工程干到一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集体成为大跃进的牺牲品， 死得无声无息。1975年的河南板桥大溃坝，让20多万无辜百姓丧生， 千万人被淹受灾。 没有人为此而承担责任，没有人给他们以赔偿。今年的山西溃坝，省长引咎辞职，每位死者获得20万的赔偿，相比而言，真是做鬼也幸福。 不科学， 害死人呐。

因为不科学， 为贯彻响应毛主席发出深挖三尺的指示，《安徽日报》的文章曾报导：“浅水养不出大鱼，浅土长不好庄稼，全省组织二百三十万人的深翻土地的大军。”文章说，通过“鸣放辩论，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扭转了抵触情绪，使群众认识到深耕的好处”。 在那些“敢想敢干”的日子里，有的地方隆冬结冰时节， 农民三更半夜摸黑去翻地， 有的地方深翻三尺已经不光荣了，有的地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一丈二尺，比造楼房的房基还深。

因为不科学， 老百姓砸锅， 全民大炼钢铁， 砍了无数的树木， 炼出了一堆堆的废钢废铁。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 拔苗助长，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人民公社， 吃大食堂， 贵州的偏僻山村， 有的农民每天要骑着毛驴到30里外公共食堂去吃饭，什么也不用干， 一天就来回忙乎去吃那两顿饭了。 锅被砸了， 粮食也全部上缴充公，不去食堂吃怎么办。  

因为不科学， 全民造假。 谁不搞浮夸， 谁实事求是讲真话， 谁就要被打成右派、右倾甚至反革命， 坐牢、劳改。 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上到下全国高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康生曾给人做报告，说“甘薯接在西瓜秧上，结果甘薯长得像西瓜一样大。”“烟草九公尺多高，像四层楼那么高，而且是大面积的，书本上根本没有。”，全国各地“亩产上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喜报此起彼伏。 结果却是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 几千万人被饿死。 更可悲的是， “自然灾害”期间， 国家还大量地出口粮食，以外汇购买黄金，人都饿死了， 要黄金有何用？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 不科学， 饿死人啊。

因为不科学， 整个社会划出了工人与农民、 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的大鸿沟。就是否吃“国库粮”一点， 曾经酿成了多少爱情与婚姻的悲剧。 不用说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比， 就是单职工和双职工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差一大截。 农民以生命追随共产党打下的天下， 却享受不到任何城里人的福利， 没有自己的土地， 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退休养老金， 没有国家供应的粮票、肉票。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 可“自然灾害”饿死的全是农民。 人民没有迁徙的自由， 甚至受灾后出去要饭的自由也没有。 有下岗老职工向我诉苦， 怀念从前旱涝保收的日子，我给他们解释说， 旱涝保收是我们曾经享受的特权， 现在仅仅是取消了这个特权而已。

因为不科学，更为滑稽的是，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示“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号召“全民写诗”。结果，男女老少半夜不睡觉， 都按上级指示忙着作诗。不科学， 忙死人。

因为不科学，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最基本的民主与法制，搞个人崇拜， 以至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学生十年不上课……整死人、斗死人、冤死人、哭死人。

回看今天，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我们的祖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度成为评价改革开放的流行语。 我们的改革起步比日本、韩国、台湾晚了几十年， 但还不算太晚，假如象朝鲜一样，到现在再考虑改革或者还不改革，发展良机就会丧失，时间不等人， 我们值得庆幸。 

现在想听什么戏听什么戏， 想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想去哪旅游就可以去哪旅游， 发几句牢骚不会轻易被打成反革命， 不用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尽管近来猪肉涨价了， 但肉还可以经常吃； 尽管房价涨了很多， 但我们人均的住房面积大大提高， 以前那种三代同堂住十几平米小房的现象不再见了。 农民尽管这些年收入增长缓慢， 但温饱已经完全解决， 开始奔小康了。30年前， 我们全国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没有几座高楼， 没有漂亮舒适的车站、机场， 更没有几个人能坐得起汽车、飞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情绪可以理解， 但谁要否定改革开放， 那就是否定历史， 就是忘本。

当然， 不科学发展的地方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

有老农民对我提起， 日子好了应该感谢党的好政策。 作为一名党员， 我对他说，不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好， 而是我们以前的政策不好。 说感谢让我们惭愧， 因为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 但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中国的崛起是利用了世界资源，现成地吸收和借助了西方数百年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发明创造， 这恰是我们以前曾长期排斥和批判的。我们的成功体现了一种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我们应该感谢西方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的模仿是机械的模仿，缺乏创新的模仿。靠模仿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后发劣势”的弊端，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我们目前经济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都与沉溺表面政绩、不讲科学发展的“后发劣势”有关。

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竞选总统时的一段演讲：“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美国人的一切，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因做一个美国人而骄傲。”他是对美国人说的， 似乎也是对我们说的。

不管承不承认，越发展，我们的财富似乎就越来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 普通人的财富并没有增加，甚至变得更贫穷，活着而已。 社会主义本质的效率与公平都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我们的发展不科学的地方有很多， 例如高投入低产出， 例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例如执法不公、腐败、房价、股市、就业、上学、医疗、养老、污染 、矿难、火灾、造假、下毒等等诸多问题。无需一一赘述， 简单举几个例子。

因为不够科学，我们离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一点--以人为本还差很远。 中国普遍存在一个现象： 赚钱的不出力， 出力的不赚钱。想想山西的黑煤窑事件， 很多被奴役的矿工， 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内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让吃饱饭，随意殴打，快打死了不给治疗并任其死亡，有很多甚至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 我住在澳大利亚，因此在有些方面不能不提提这个国家， 澳洲矿工一年的收入平均达10万澳元以上， 高出白领阶层收入的一倍以上， 同样每周平均上五天班， 每年一个月的带薪假期。 在矿产富饶的西澳州， 很多警察、公务员都不当了， 争着去当矿工了。 我原曾以为澳洲的矿工的工资高， 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导致， 后来想想不是那么回事。 公务员辞职去当矿工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关系。 在中国， 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想象一下都困难。中国的煤价很低，是人命和微薄的血汗钱换来的， 是对矿区农民的污染和掠夺换来的。 而中国经济的飞跃也正是低价劳动力， 低煤价， 低油价， 低电价， 高能耗， 高污染，甚至是掠夺农民土地换来的。产品低价出口到国外， 得大便宜的是洋人消费者。

因为不够科学， 我们一直在刺激消费，甚至把汽车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以至于我们的城市车满为患，乌烟瘴气。 “刺激消费”在我看来是个贬义词， 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商人每天都在关注石油价格的涨涨跌跌， 但管理者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 世界上的石油只够开采40年。 可以预言， 用不了30年， 原油由现在的100美元一桶涨到500美元甚至800美元都有可能。 40年以后怎么办?  汽车都将成为一堆废铁， 汽车厂要倒闭， 大量钢铁厂也要倒闭， 石油化工厂要倒闭， 中石油和中石化公司也面临倒闭。 我们现在喊着油价多贵多贵，五、六块钱一升， 但比比香港的油价十五、块钱一升，就不感觉到贵了。 我们的油价便宜是因为政府给了石化公司大量的财政补贴，形成了这样一个事实， 谁用油谁占便宜， 谁有车谁占便宜， 谁富有谁占便宜， 他们所占的便宜需要全国人民来埋单。 稍科学一点， 油价以国际价格为标准， 要补贴应该直接贴给公交公司或弱势群体。

石油如此， 煤炭全世界也只够采160年。 160年之后怎么办？ 煤用完了，子孙后代怎么办？  如何发电， 如何炼钢， 如何取暖。 我们在卖煤用煤的时候， 只考虑了煤的开采成本和市场供求， 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煤的价值更多来自于上亿年地球对太阳能的积累。 很多人知道澳大利亚是铁矿石和羊毛的生产大国， 但不知道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 澳洲煤炭资源极其丰富， 但为了省电， 澳洲每年5个月的夏令时实行了很多年。 为此我还曾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信提过建议。澳洲人懂得赚钱， 也懂得节约能源从点滴做起。 世界粮价上涨是好事，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生存首先要考虑的是吃饭，而不是别的。 

因为不够科学， 我们国家行政管理的成本太高。假如把管理国家比作一个企业来运营，那我们的三项费用：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都严重超标。因为缺少民主监督和约束机制， 我们的官员越治理越腐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官员们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费吃喝的费用就超过国家对教育的所有投入。

因为盲目地效法美国， 与国际接轨，我们在国际上发行股票融资， 把大量的金融、能源股权送给洋人，融回来几十亿美元， 结果几年时间给人家分红上百亿甚至几百亿， 而且还要一直分下去。中国石油在香港发行只有一块多钱， 白白送给巴菲特上百亿， 而在国内发行却要16.8一股， 生生把股民宰割了个体无完肤。 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是资本主义的美国锤炼了几百年而成的支柱产业， 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不段学习， 科学发展。

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得全世界的闲人越来越多。 可以预见，22世纪将是机器人的世纪， 一个工厂只需一个人按一下按钮就可能生产出这个厂的所有产品， 剩下的人都该失业了。这时候， 政府的作用和管理水平就会体现得越来越重要， 社会分配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务实的政府来担当重任，来做科学的计划经济的工作，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 美国已经在走向社会主义， 带有市场经济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是世界各国的未来归宿。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 需要重新认识和审视历史问题， 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等中国经济增长停滞，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再改就太晚了。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目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是人才、技术、资金之争，其实质乃制度之争，因为拥有良好的制度，才拥有世界顶尖的技术、卓越的人才及充裕的资金。

科技是生产力， 管理也是生产力， 制度也是生产力。

我们不能急于求成， 中国人太多，资源太少，人口素质太低， 封建意识太浓厚。 很多人不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17、18世纪的英国犯人太多， 本国监狱装不下，便运到了美国， 美国独立后不再接受犯人了，于是一船一船的罪犯被运到了澳洲大陆，16万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先民。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无论其经济还是政治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 需要以我们的“后发优势”来借鉴和学习，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时的覆辙。 而且， 很多问题是目前世界新产生和需要共同面对的， 解决起来需要智慧。

如今的澳大利亚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和谐的准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讲自由，讲民主，讲法制。 我们的目标也应该是广开言路、全民参与， 以共同智慧来领导这个国家， 而不是把一个国家的未来寄希望与一个或几个人身上。世界经济发展跌宕起伏不平稳， 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也应付不迭，何况我国处在初级阶段。风险和问题也需有全国人民来承担和解决。当一个人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时候，这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的教训太深刻。在中国领导讲话， 都是领导坐在中间高高在上滔滔不绝， 全是做指示、下命令，要怎样要怎样，好像他比所有与会者都高明很多。 而在澳大利亚，内阁开会，总理全是低低在下站着讲话，讲的不是我们各级领导讲过几百遍的官话、套话， 桌子上铺摆着一摞摞的资料，和议员们一起商量、探讨，解决实际问题，你讲完我讲。

温家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周年招待会讲话中说： “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努力创造伟大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已经将长期沿用的“总书记为核心”的“核心”二字去掉了， 这是我们的一大进步。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

科学发展观， 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不科学， 宁可不发展！

链接： 世界最伟大经济学家之--邓小平

         夹边沟--正直知识分子的人间地狱--抹不掉的记忆（六）

     敢言敢为的好总理朱镕基就是55万右派中的一位。 中国的右派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秦始皇，秦始皇和李斯导演了“焚书坑儒”的悲剧，而赵高和胡亥又制造了“指鹿为马”的惨剧。李斯被整死，死有余辜。我们的当代史上的两个历史名词“反右运动”和“引蛇出洞”， 与秦朝如出一辙， 都是卑鄙的“阳谋”。 反右运动是新中国历次运动中对人的灵魂进行摧残最为残酷的运动，仅次于文革。

     毛主席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这可称中国有史以来，最无耻的语言。

     想起反右， 我想起了大右派费孝通搂着即将咽气的老右派潘光旦的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无药治病的老师停止呼吸。

     想起反右， 我想起了年轻漂亮的北大才女右派林昭的那两句诗：“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与“祗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想起反右， 我想起了第一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右派顾准， 在被迫害断气的时候， 顾准的学生右派吴敬琏一直陪在身边， 而五个子女全部与其划清界限， 竟无一人去探望。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道德缺失， 那时的人们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缺失。 想起顾准， 想起他震撼灵魂的日记“十二月十二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最难忘的是劳改中的顾准，中国最正直的知识分子，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昂着头高喊的那句：

     “我就是不服！”

     由反右和顾准，我想起了杨显惠先生所写的《夹边沟纪事》。 

一、 《夹边沟纪事》

      
     黑的是死亡，黄的是饥饿，惟一在动的是骆驼。第一眼看到《夹边沟记事》的封面，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无比巨大而悲伤的存在，所有有勇气走进它的人，必将掉进它的万丈寒潭里。 每一个章节都可以让人黯然落泪。

     《上海女人》──她的丈夫被下放夹边沟劳动改造，她万里展转来看他，他已经被活活地饿死在夹边沟，尸体上的肉也被同样饥饿但尚未饿死的难友挖吃了。

     《夹农》── 一个右派的儿子的名字，因为生在夹边沟农场，所以得名，小夹农见证了一桩丑事， 女右派豆维柯面对饥饿的威胁，在夹边沟零下30度的冬天的一个下午，在管教干部面前脱下了裤子，说，日吧，日完给我个馒头吃。

     《饱食一顿》──有人胀死，没胀死的拉下一堆屎，屎里面没消化完全的碎食物块被人吃了。

     《逃亡》──生命已快到尽头，与其饿死在夹边沟，不如逃跑被抓回去枪毙，结果是第三种，跑到半路没力气了，在沙漠中成了狼的美餐。

     《贼骨头》──强迫到夹边沟劳动改造思想，结果把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了一个贼。

     《医生的回忆》──为了得到右派的遗物，医生在右派没死的时候，会把他送进太平间，冻死，饿死。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面对苦难，爱情，死去吧！     

      掩卷深思。夹边沟，知识分子，饥饿，死亡，吃人，吃屎，尊严，贼，女人脱下裤子，人格，狼留在脑海里的就是这些纷乱的词汇。齐桓公吃小儿肉是因为奢靡，介子推割股是因为愚忠，汉末百姓易子而食是因为战乱， 新中国，夹边沟吃人则是因为饥饿。犹太民族有被纳粹赶尽杀绝的历史，印地安人有被殖民者驱赶的遭遇，法兰西有滑铁卢之辱，美利坚有夏威夷之难，而华夏民族有南京大屠杀之劫这些，常常令我们念念不忘。记住南京大屠杀使我们世代发愤图强。记住“夹边沟”，使我们民族永远不要再落在暴君的手中。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杨显惠上山下乡十几年，结识了许多右派和劳教人员，从他们口中得知甘肃省酒泉县有过一个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3000名右派，1960年12月，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得到解决，决定释放右派回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
  

     从1997年开始，杨显惠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想搞明白：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调查进行了3年，大致搞清楚：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酒泉县乘汽车沿酒金公路往东北方向行驶，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涉北大河，再北上数公里，可见一片连绵的沙丘，即夹边沟农场。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杨显惠书成，赛妮亚誉它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想起古拉格，就会想起那个目光炯炯的俄罗斯老头索尔仁尼琴；想起夹边沟，但愿人们能想起那个“笨头笨脑的甘肃大汉”杨显惠。因为在他的不懈的努力下，夹边沟，臭名昭著的夹边沟，这个甘肃境内最应当诅咒的地方，狗日的夹边沟，在人们的视野中，才成了真正的永不沉没的“古拉格”！
 

      二、 夹边沟农场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

     至于为什幺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着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着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杨显惠在《夹边沟纪事》的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历史不会忘记人间地狱夹边沟。  狗日的夹边沟永垂不朽。

 饥饿中的右派用血泪和白骨筑成的史上最大标语

链接：   人相食，我为人民鼓与呼--抹不掉的记忆（五）

              中国的自由女神--林昭

张贤亮

     我不爱游山玩水，并非因为在“反右”至“文革”中被关20多年了，而是本性如此。也许正因为喜静不喜动，有耐得住禁锢的天赋才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我却“动”得很频繁，以作家身份屡屡出国，但也没有因此觉得新的地方有什么新鲜。那时，不论是被派还是被请，均叫做“访问”，旅游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还在禁忌之中，其实“访问”“讲学”很大成份是旅游。这么算来，我也旅游了2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可说是“游遍天下”了。可是，除了从北欧三国回来曾写了一本名曰《飞越欧罗巴》的游记，再没写过一篇有关旅游的文章，走了许多地方，都如云烟过眼。《游遍天下》杂志邀我写篇游记，本来没有什么好写，但我这不喜旅游的人恰恰从事了10年的旅游业，把银川市郊的古堡废墟变成中国西部最有知名度、最具规模的影视城。“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是宁夏最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不写说不过去。现在，我就把在旅游中遇到的趣事拿出来与大家共享。

　　最出彩儿的是冯骥才的故事。骥才的游记写的非常好，他的游记我都看过，但没读到他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两件事，今天我就将其公诸于众。我与骥才第一次去美国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了4个多月，跑了不少城市。在美国东部旅游，芝加哥是必经之地，那是美国一个主要航空枢纽，机场大的令人吃惊。当时北京的“首都机场”只有廖廖几个通道，芝加哥机场却有100多个，密如蛛网，我们俩一句英语也不会，晕头转向可想而知。从机票上看，我们转乘的下个航班就快起飞了，这里我们还不得其门而入，转来转去又回到原来的大厅，好像进了迷宫。我只好仗着稍稍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一个人跑去找，待找到后回来再找骥才，发现他竟被两位漂亮的空姐用轮椅推着一路小跑。身高快两米的骥才穿着蓝色风衣，像美国影片里“中情局”或克格勃的官员，气派而又潇洒地坐在轮椅上，旁边还有个高大威武的警察当他的随从，提着他的行李。这样一直把他送进机舱，安顿他坐好。飞机起飞后我俩大笑，原来是骥才情急之下拿着机票跟美国警察说中国话，而这个可爱的美国警察看他哇哩哇啦地指手划脚，以为他是个聋哑人，属于需要特别照顾的残疾人一类的，立即找来空姐按残疾人待遇送他上了飞机。

    这两件小事比《独立宣言》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美国及其市场经济。 我在写小说《青春期》时， 写了这样的话：“在市场上要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 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所以，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链接： 人相食，我为人民鼓与呼--抹不掉的记忆（五）

     彭德怀的这句诗， 预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必然发生， 并道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原因。也因为这句诗， 彭德怀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头子。 最后， 死得惨不忍赌。

     刘少奇曾激动地对毛主席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正是刘少奇的“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论， 其风头和威望压过了毛主席，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君权专制所难以容忍的， 结果引发了十年文革， 让他难逃“叛徒、内奸、公贼”的命运和命丧黄泉的劫难。

     转摘一篇搜狐博友山上靑松老先生的一篇文章《难忘那一年——对1960年的回忆》， 让我们缅怀一下在不幸年月丧生的人们，慰藉一下艰难活下命来的人们。 也提醒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更激励我们努力争取明天的生活更美好。希望我们早日能还给遭受不白之冤的大自然一个清白，一个背着谎言度日的民度，任何幸福都将是短暂的，不幸福将是经常的。  文章略有删节。

难忘那一年——对1960年的回忆 

一、引子

     1958年秋收开始，一直到1959年，全国各地的农业都可以说是大丰收。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畜禽水产，各行各业无不呈现一派大丰收的景象。尽管存在着各级政府的虚报浮夸风，但是，地里的庄稼就在那明摆着呢，土豆、红薯大得拱出了地皮，白花花的棉花掉在地上变成了白色的海洋……然而，丰产了，不等于丰收；由于各级政府都在忙于指挥着人们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共产风，这“运动”，那“高潮”的，以至于本来丰收在望的东西没有完全收回来，即使收回来的也被“共产”了、浪费了、糟蹋了。以至于到1959年的下半年，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粮食告急的情形。先是实行了粮食定量，各种物资凭票供应。接下来一天紧似一天，到1960年初，就有了饿死人的传闻了。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当年本人亲历的、铭心刻骨的一段艰苦岁月。本文所述之内容基本真实，情节略加修饰，文责自负。

二、发动：抽调部分学生去下面“整风整社”

    ......

三、二大两的粮食定量：姑娘的大便用发卡抠

     自从下到那个村子之后，起先我们工作组的人分散在社员群众的大食堂里打饭吃。我们每天的定量标准按工作组的规定是带皮的“原粮”二大两（100克），和当地社员们一样，同吃同住，不许“超吃”、不许搞特殊。任你个人积攒了多少粮票也不许花，（事实上也没地方花去）现在的人任你发挥无边的想象，也想象不出那可怜的“二大两”原粮是怎么均分到三顿饭里去做的。然而，当时就是那样的事实。
     “ 二大两”是绝对做不成三顿饭的，就是熬稀糊糊也只能够两顿的，并且是稀的像清水一样，喝起来像灌“大眼贼”，几分钟后，一泡尿排出，肚子照样饿的咕咕叫。没办法的办法就是用“代食品”。所谓“低指标”、“瓜菜代”这两个只有中国才有的词汇就是那个时期我国的“特产词汇”，国际上不通用，连高级翻译都不好如实地翻译出来。所谓“低指标”不用我解释，顾名思意就是粮食定量指标要低；“瓜菜代”就是在粮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由瓜类、菜类和代食品代替一部分粮食。我们在的那个村子是山区，想吃瓜菜类就像是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那里的人们也没有种菜的习惯，更何况是那个非常时期。只有以代食品来“充饥”了。
     代食品之类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我们那时主要是用荞麦秸、玉米核（皮）、树皮、树叶，最珍贵的要属榛子面了。把以上那些原料磨成粉，掺和进极少量的玉米面、高粱面，再用火碱水加以“软化”，然后熬成“糊糊”或者做成“拿糕”或者用“增量法”蒸窝头。
     就是那样现在连猪狗都不吃的、富含粗纤维的、外形类似牛粪的东西，我们却得吃，并且是狼吞虎咽般地吃。用筷子夹起一块，沾点盐水，往嘴里一送，“咕哒”一下就咽下去了，更不能咀嚼和细品其味道。那样的糊糊，每顿一大碗，“拿糕”一平碗、窝头两个，管了不管饱。
     由于吃进了大量的粗纤维，大便发干，人人便秘。我知道省气象局的两个姑娘互相用发卡抠大便，边抠边哭。

四、 粮食定量提高了一倍：社员抢工作组的饭吃

     在大食堂吃了不到一个月，工作组的人都不同程度的浮肿了。小腿骨处轻轻地一按就是一个坑，眼泡发肿，活像现在安徽吃了假奶粉的大头娃娃，个个有气无力，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工作组领导一看，这样下去不行！经请示上级，批准工作组单独起伙成立小食堂，每天由二大两提高到四两。（当时社员食堂也提高到四两了）
     四两也不行，如果不掺“代食品”，就只够熬两顿糊糊的。好在当时工作团出了个变通的“招儿”，就是隔三差五的通知我们去公社“开会”，实际是去那里消费粮票去了。在那里开会期间，你只要有粮票就可以敞开肚皮吃，馒头、大饼、黄糕、茅糕（一种带皮的黍子面做的糕）。开上三天会，看吧，跑肚拉稀的、胃疼的、急性胃肠炎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本来我们这些人在下面吃糠咽“代”习惯了，肚肠虚弱，突然大量的吃进那么些好东西，消化不了，不得胃肠炎才怪呢。
     要说还是我们工作组里有“高人”，（管理员——省地质队的老Y）就在我们去开会的日子里，配给的每天四两照发，由他保管节余下来，等开会的人回来再吃。这样，我们就有了吃一顿“纯米面”的幸福日子了。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怎的，从那时起，只要我们快开饭了，必有一大群饥饿的社员围在我们食堂门口像看“西洋景”一样的看我们吃饭。更有胆大的直接就抢我们的饭吃。你想，我们还能咽得下去吗？

五、 饿死人的事情在恶化：2000人死了不到30%

     那个村子在山区来说是个大村，当时就有380多户2000多口人。从饥荒开始到我们离开时，全村已经死亡了580多人了。这其中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问题，其实都是饿死的。记得有一次上级布置要我们统计死亡人数，其中有“死亡原因”一栏我就没法填。有好多户死的成了“绝户”。
     那时，家家屋里有死人，老百姓肚内无食，没有一点力气，天寒地冻，挖不了坟坑，再加上那年冬天格外的冷，。所以只好把死尸在自家屋里放着，谁家也不埋。我和省银行的老W（工作组组长）住在一家的正房西头屋；东头屋里住着房东父子俩，中间堂屋就停放着死去的这家的老太太。每次进出屋子都要从老太太死尸旁边过，无论多晚回来，天天如此。那时，我也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怕。房东老头60来岁，还有一个半傻不俏的儿子，父子俩整天蜷缩在屋里哼、哼！
     那时家家有死人，偶！偶！的哭泣声不绝于耳，只是声音不大罢了。大约我们进村两三个月之后，把我调到一队去当食堂管理员。（原来那个驻队干部调往别的公社去了）一队的队部在一个原来地主家的大院子，空空荡荡的三进院落就我一个人。一到晚上，听着四邻的哭声，我一个半大小子也有点毛骨悚然，可是又不能没有人住，食堂的账目、粮食都在那呀。后来我就要求组长给派来了一个伴——一个另一个学校的学生。
     最难过的还是晚上，我的被褥很薄，屋里更没有取暖的炉火，好在我睡的那个土炕连着食堂的灶烟道，比较热些。我一钻了被窝，把头也蒙上，就开始了“大呼汽”取暖法。（保存呼出来的热气的余热）这样，不大功夫也就不太冷了。

六、 遇到过一次人吃人的事：吃了人肉，结果还是死

 
     极度饥饿的老百姓，又是在荒凉的山区，严寒的冬天，实在是没有什么觅食之路，人们只能忍饥挨饿、坐以待毙。就在某一天我们正在大队部开会时，有社员来报告：“村北山洼里的光棍汉‘二格愣’偷吃死人。”啊！这还了得？于是工作组组长和民兵连长带我们一大帮人直奔“二格愣”住的那个茅草屋。在没到之前，已有人说二格愣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虫，现在谁敢上去他就跟谁拼命。我们只好站在远远地方冲他喊话。没想到喊话根本不起作用，他在屋里像发疯似地大声嗷嗷吼叫。工作组长冲我们摆摆手意思是要我们冷静，还继续喊话。双方对峙了半个钟头，二格愣没有半点收敛的势头，（可能是吃了人肉之故）工作组长只好命令民兵连长和几个体力稍强点的工作组员冲进去，把二格愣摁倒在地，捆了起来。我们进屋一检查，发现了死尸的残肢，就是没有发现人头。事后二格愣被押到一间四面不通风的黑屋子里关了没几天就死了。

七、 清仓查库中出现的小故事：为了活命，傻子才不偷

     天气渐暖，眼看春耕大忙就要来临，大队库里的口粮、种子还有多少是个未知数。工作组结合着原村领导班子的部分干部组成了清仓小组，劳力由各队派。我作为起监督作用的人员负责监管干活的人员，防止他们偷拿、夹带粮食。在那样饥饿状态下，人们一旦见到粮食，其情景不能只用“垂涎欲滴”来形容了。干活过程中，生吃玉米、高粱的事，我就睁只眼闭只眼的容许了。记得有几个社员半天干活嘴里就不闲着，光吃；更有甚者，一个人在裤筒里装了足有十几斤粮食，他的行为当然逃不脱我的火眼金睛，我照例令其脱裤子。还有一位小伙子，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不言不语，干活也很“卖力气”，就是在临出门时走路的姿势不对，我还以为他干活累了呢，他一瘸一拐地回家了。第二天依然如此，我关切地问他：“你脚怎么啦？”他说：“没事。”眼睛的余光却在扫视着我。哦！我明白了，我命令他把鞋脱掉。哈哈！两支鞋里足有一斤玉米粒。他不好意思地把玉米粒倒出来，腾、腾地走了。对这，我又能说什么呢？他家里父母、孩子也在挨饿呀。

八、 工作组埋死人：农民们连埋死人的力气也没了

     又是由于天气的逐渐变暖，各家家里的死尸实在是不能再放下去了，事实上是在天天腐败、变臭。老百姓没有能力挖坟坑，也无力埋亲人。工作组上级领导注意到这个事实了。怎么办？只有让工作组带头埋人。命令一下，我们全体出动，山坡上、河沟畔、山洞里都成了埋人的坟地。 就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埋人任务的当口，学校来了“返校”的命令，因为我们还有6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了，补课、生产实习都得突击完成。
     我在该村历经半年，尝尽了人间苦难、饥饿，我将永志不忘。
     再见吧，我苦难的、躲过大灾活下来的乡亲们！但愿你们永远别再遇到这样的“灾荒年”了。

    资料来源： 搜狐网 

 链接：  文革期间被毁文物不完全清单--抹不掉的记忆(一)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不完全名单--抹不掉的记忆（二）

               建国后被处决的国军将领不完全名单--抹不掉的记忆（三）

                   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大灾难--抹不掉的记忆（四）

從10億光年外看地球！

十亿光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光年，光走一年的路程。光速！它是速度公认的极限，每秒299792458米，能在眨眼间绕地球七圈半。看见么，就这么快的光，让他跑吧，跑个一年，所度量出来的距离就是一光年了。现在各位把鼠标移到屏幕的左下角，点“开始”－“程序”－“附件”－“计算器”，都来动手算算它，这一年是31536000 秒，一秒跑299792458米，乘出来就9454254955488000米，约等于十万亿公里吧。你说什么，简直天文数字？废话，天文上的数字当然得是天文数字啦～～～～～但这也仅仅只不过是一光年的长度。
当我们看到十亿光年以外的星星时，映入我们眼帘的那束星光已经在茫茫宇宙间飞奔了十亿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它十亿年之前的样子！现在的它究竟如何我们只有再等待十亿年才能看到……不寒而栗！
普遍认为宇宙诞生到现在有150亿年。所以我们可能观察到的最广阔宇宙空间的直径只可能在150亿光年这样的范围之内。150亿光年远的地方的光被我们看到时已经在宇宙间穿越了150亿年，那是宇宙诞生时的影像！！！

下面这张图是在十亿光年这样的数量级下观测宇宙，上面的每一个象素点所表现的事物都是无比古远的。

1亿光年现在我们把视野缩小10倍，宇宙看起来还是空空如也，“星”光点点。可是，那些点点斑斑的真的是星么？

1000万光年，把眼光再降低一个数量级，那些点点看起来依然象是星星哦^_^

100万光年，近些，再近些。我靠！什么呀，这么面熟？这就是你所说的“星星”么？是星星，一堆星星。我们管它叫银河系

10万光年
这是银河系，我们的家园。来个特写，茄～～子～～～
在10 万光年这样的数量级下，我们就看见了整个的银河系。事实上，银河系的直径就是十万光年。真有哪位能发明个跟光速一边快的飞船，从银河系的这边飞到对面来个大吊角，就要十万年的时间！我靠，在这样漫长的旅程来看，人生不过朝生暮死，蜉蝣一般。但这只是对相对于银河系静止的观测者而言，船上的人员感受到的旅程其实只有数分钟。相对论呀，深了去了。

1万光年
夏夜在内蒙的草原上，平生第一次如此清晰的看见了银河，一条黯淡的光带横亘夜空。由此就能够大致估计出我们的位置，如果把银河视为一个巨大的扁盘子（饥饿者也可把它视为大饼，麻酱白糖的^_^）我们就是应该在这张扁盘子的平面上。否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高于或低于它，那么看到

的夜空就会显得一半亮一半暗，而不是象现在这样银河光带般亘在天幕中，星星比较均匀地分布两侧了。
事实上现代研究也得出这种结论：我们的太阳系位于银河系螺旋翼内侧的边缘，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

2.5万光年。于是，我们把视野收回到1万光年的数量级，聚焦在银河系若干触角般螺旋翼中的一条上面。

1千光年
密密麻麻！

100光年
再近点，还是密密麻麻！

10光年
又是密密麻麻！

1光年
等等，这是什么？

1万亿公里
再走近十倍依然雾气昭昭的一团，到底是什么嘛？


1千亿公里
这回看清楚了吧，原来是太阳系！我们在密密麻麻的星星中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认出了它，不易呀！

100亿公里
放大十倍来观察以繁星为背景的太阳系。说是繁星，其实与太阳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比邻星都是在4.22光年开外的。图中的亮点仅仅只是背景上离得八丈远的星星呢，并不是太阳系的一部分。

10亿公里
数数看，下图里被蓝框子圈上的是谁的轨道？水、金、地……原来是地球的轨道呀！

1亿公里
地球在哪里？

1000万公里
哦呦～～～大圈套小圈呢，月球围地球转的轨道。

100万公里是什么？飞机？还是鸟？是超人？都不是……

10万公里
是地球！Home，Sweet home。


1万公里
怎么会这么巧涅？从10亿光年一路看下来正对着的竟是美国。用一万公里的视野看地球，这是神的视角。Google Earth 也能有这种效果，起始时对着的也是美国^_^

1000公里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地理课上教过，这是北美五大湖区中的密歇根湖，框住的城市就是芝加哥。


100公里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芝加哥鸟瞰。并由此开始了我们人类所能够理解的数量级，开始了我们熟悉的世界。

10公里
密密麻麻，房屋，湖边的房屋。小二，上瓶啤酒，哥几个先喝着^_^


1公里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00米
呦！草地上这是什么呀，一坨？


10米
原来是一傻哥们睡得正香呐。

1米
醒醒嘿，都被偷窥啦还不知道呐。

0.1米
一米的十分之一，也叫分米，我们手所能把握的尺度。相信人类所接触的大部分物体都是在这样一个数量级的。看看你的周围，键盘、鼠标、手机、杯子、碗……
仔细一看这哥们手上的毛还挺重的，纯爷们！



1厘米
不要呕吐！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他手上的皱纹细部。兴许你放大了还没他细皮嫩肉呢。做好准备，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陌生的领域——微观世界。


1毫米
手上的毛孔。可是，汗毛呢？晕！


100微米
再放大十倍，依稀可见皮肤的组织结构。我是学生物的，以前老看，见怪不怪了。

10微米
一个细胞的数量级就是10微米，当然这只是一般来说。插句嘴，世界上最大的细胞是鸵鸟蛋，它是一个单独的卵细胞，数量级是分米级的，厉害吧。


1微米
疑似生物课上学过的细胞核膜，细部。

0.1微米
我靠，一看这么高度螺旋的结构就知道是染色体了。底下的洋文说：但凡人类的细胞，里面都会有23对染色体（46条）。

100埃
埃是一种长度单位，指10的－10次方米。用字母“A”顶上加个小圆圈来表示。100埃的数量级就能度量某些有机大分子的物质了。
看到这个规则的等距双螺旋结构，我想你一定能够脱口而出了。没错，这种物质就叫做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常说的DNA。分子结构清晰可见。

1纳米
我们管10的－9次方米叫一纳米。现在为材料科学炒得火热的纳米技术就是说很多物质精细到纳米级后将表现出很多在常规数量级上所表现不出的性质来。在纳米这样的数量级下，我们连原子都可以数清了。因此，纳米级又叫原子级。
下图是组成DNA分子的原子们，它们以共价键和氢键彼此结合成庞大的有机分子。生命就在这种复杂的结合中得以体现。敬礼！

1埃
上过中学的就都应该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下图中所表示的是密布的电子云，我们能看到原子核外围的电子云比较浓。
所谓电子云，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原子拥有无数个电子，象云雾般的弥漫四围。每个原子拥有的电子数都是固定的，有数的，具体依元素种类而定。这些电子行踪飘忽不定，在原子核外部乱窜。一个电子，无数法身。就把这些电子“团团转”的特点用电子云来形容了。
离核近的地方出现的几率大些，云就密；离核远的地方出现的几率小些，云就稀。

10皮米
原子核外围的浓密电子云。仿佛又回到了浩瀚无边的宇宙。这样来看每个原子都像是个小宇宙，我们的世界就这样的周而复始着，不寒而栗着…

1皮米
穿过最浓的电子云，发现更近核的地方反倒清净。原来离得远了要吸引，离得近了也会排斥呢，保持一个最佳的距离才好。（挺象搞对象呦^_^）
什么？你说电子阴性，原子核阳性，异性相吸，应该越近核越密才对？别逗了！真要那样越近越吸，越吸越近，电子还不都撞到核上去，最后谁也动弹不得！
可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国家机密！就不告诉你，吼吼。
下图框中的斑点就是原子核。

放大10倍

再放大10倍

继续放大10倍的原子核表面

再放大10倍。 就这样了， 再不能大了！

转帖自遨游论坛

    链接：  天上有颗最懒的星星

             中国登月需先解“美国登月骗局”之谜

因为我们在进步，平时我很少对国内的突发性事件发表议论和看法，而总是持一种乐观的积极的心态， 认为诸多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难以避免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需要时间。

前些天读澳洲的报纸，一份报纸上竟登有国内两个母亲分别虐待打死四岁的儿子和两岁女儿的两条报道， 不禁骇然， 要知道在澳大利亚， 母亲打孩子一个耳光就可以判刑坐半年牢的。 我一直在想， 法院该判她们故意杀人呢还是过失杀人呢。 她们或许并没想打死自己的儿女，却天天往死里打，甚至用开水烫。 我想应该算故意杀人，因为她们一定知道那么打会出人命。三鹿等奶粉企业的性质和那两个女人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知道， 往奶粉里掺毒一旦把握不住轻重， 就会出人命。溃坝事件也是一样。   

回想起12年前“让领导先走”的克拉玛依大火， 到一次次的矿难， 从山西溃坝， 到三鹿奶粉， 突然发现我们进步得还是慢了些。 一幕幕悲剧为何屡屡发生？ 因为我们漠视生命， 因为我们漠视法律。 我们天天喊讲人权人权， 可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一直没能得到最基本的尊重。

省长和市长的官丢了， 不少人认为他们的官应该丢但也丢的可惜， 因为是他们运气不好赶上了，只能自认倒霉。 很多领导都说，无论县长、市长、还是省长，最怕的事是半夜家里电话响。 之所以怕， 因为他们心里没底，不知道在他领导的这块土地上哪个环节会出问题。 这反映出我们社会的运转没有一条过硬而和谐的链条，人们没有负好各自应负的责任。正如三鹿董事长田文华的女儿在文章中所说：“卫生厅、卫生部经常来人，吃吃喝喝，还拿红包，就是不干活，来一次就相当于敲诈一次，从来不检查，政府也有责任吧？？？”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生命意识淡漠，群众意识淡漠， 责任意识淡漠， 法制意识淡漠。 我们说的往往是一回事， 而干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的法通常只有惩罚力， 而缺少惩戒力和防患力。 因为缺少防患力， 我们的惩罚力失去了应有的效力， 一切问题的发生都归于某人的倒霉， 就象说哪位贪官被抓了只是他倒霉一样。 三鹿奶粉在石家庄， 石家庄的市长被撤了，那伊利、蒙牛、光明等奶粉所在的城市的市长是不是也该认真反省反省。

不管怎样， 有人出来负责总是好事。 但我们希望的是， 此类悲剧不能再重演。 我们需要认真反省， 反省我们的行政效率和效果， 反省我们的司法体制和制度。 

良知是呼唤不来的。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制度和法律：我们的制度和法律必须让所有中国人，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养成这样一个清醒的意识和观念： 孩子一下也不能打， 三聚氰胺一点也不能放， 法律一点也不能亵渎！

不管怎样， 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我们的维权意识在增强， 我们的民主意识在提高， 我们的社会舆论在发挥作用。 今年以来， 几百个人的死、 几个人的死、甚至一个人的死都可以引起万人抗议， 让整个国家哗然， 让万众携手维护正义，让省长、 市长、县长们丢掉乌纱帽。

有谁知道， 在3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次骇人听闻的人为原因造成的大溃坝，致使数十万人毙命，可惜那时没有民主，没有法制， 没有互联网， 没有谁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 自然也没有谁引咎辞职。 逃荒要饭善良的灾民只知遭了水灾，谁也不知道那并非天灾， 而是人祸。 几十万人死了， 应该辞职的是国家主席。 可惜那个年月， 伟大领袖带领林彪四人帮， 把好端端一个国家治理得黑白颠倒， 一塌糊涂， 手持宪法的国家主席也没能保住好自己的性命， 何况蝼蚁般的芸芸众生。 与他们相比， 我们是多么地幸福。

我们不能苛求历史， 却不能不反思历史。反思历史并非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审视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昨天， 就会以什么态度对待今天， 态度决定一切！

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世界第一人为大灾难--板桥溃坝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化工厂泄毒事件等。而TOP.1，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就是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堤。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当然，这个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1975年8月8日凌晨1时，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大型水库板桥水库垮坝。八亿立方米的大洪水，以雷霆万钧之势汹涌而出，在黑夜中咆哮 嘶叫，吞噬村庄、桥梁、工厂， 骨牌效应下，造成下游十余座水库同时崩溃。与此同时，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

结果， 滔天洪水淹没了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一百公里的京广铁路被毀，铁轨变成麻花狀，其威力绝不下于南亚大海啸。

板桥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坝后的惨境

此次灾情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一九九九年由前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大洪水》，才披露部份灾情：死亡人数为二万九千人。但这个数字似乎并不准确。关于1975年河南水库垮坝死亡人数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约有10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10万人；

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刻有，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水利词典记载：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死亡2.6万人；

在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有一章节是关于1975年淮河洪水的，书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但是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执笔者：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人；

1982年邓小平批准三峡工程上马，遭到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反对，水库大坝的安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板桥水库等水库溃坝事件也浮出水面。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在文章中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 让人震撼。

台风强降雨，水库崩堤，玩忽职守

1975年7月31日，3号台风在太平洋上空形成。8月7日，台风进入驻马店地区。

在台风尚未到达时，驻马店地区就已经普降暴雨。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 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

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

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

这两封急电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据记载，溃决时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81万立方米每秒，在6小时内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

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向下游冲去。首当其冲道文城公社受灾最为严重，死绝227户，9600人遇难。

垮坝后，仅一小时，洪水就冲进45公里外的遂平县城，一些人或被途中的电线、铁丝缠绕勒死，或被冲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广线铁路高坡时，坠入旋涡淹死。

不到6个小时，板桥水库下倾洪水7.01亿立方米。遂平县8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片汪洋。洪水过处，大小村庄荡然无存。

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劫后余生的人回忆，板桥水库高24.5米的大坝溃决时，出库洪峰声如山崩地裂，形如倒海翻江。所到之处，建筑、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干流水面上，人头攒动，拼命挣扎、呼救。遇难人的尸体和猪、羊、牛、马、鸡、鸭等动物尸体，顺水漂流。石磙碾盘被冲下沟河，链轨拖拉机、重型机械车床等随水翻滚。遂平火车站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铁轨被扭成麻花形……

洪水过后，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板桥水库东4公里的大路陈村村民后来形容：“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只剩一棵树。”

据统计，在这场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

并非“震中”的汝南县，汽车站前洪水一片

水库是大跃进时代产物，质量低劣

“治淮大战”中，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据介绍，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工程运用中，板桥水库被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1956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

以蓄为主、重蓄轻排的设计是主因。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然而“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

宿鸭湖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河南省水利厅原某领导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 门。 同此遭遇的是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该闸闸孔原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又人为堵闭2孔。

在1961年开始的“纠偏”中，河南省对全省的水库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对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

但是指导思想的失误并没有真正被扭转，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依然顽强存在。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爆破泄洪，下游民众毫无准备，又导致大量死亡

垮坝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汝河流域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更加重了这场灾难的损失——水利建设指导思想上陷入的某种误区，无疑成为这场灾难的另一个源头。

当时，由于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水利专家陈惺提出，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建议获得国家相关领导的批准后，8月14日，爆破正式开始，全部工作完成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

爆破之后，河南境内的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形势紧张。淮河多年受重蓄轻排指导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围堰丛生，泄洪能力下降30—40％，沿途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险象环生。

资料来源： 网易网

链接： 文革期间被毁文物不完全清单--抹不掉的记忆(一)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不完全名单--抹不掉的记忆（二）

               建国后被处决的国军将领不完全名单--抹不掉的记忆（三）

     《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刊登了《朱自清之子的冤死》一文。 现代文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朱自清先生的长子朱迈先曾积极投身抗日。1951年11月，年仅33岁的朱迈先在“镇反”运动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经过朱迈先之妻傅丽卿奔走多年的申诉， 直到1984年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新形势下，新宁县法院才认真复查旧案，承认1951年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澄清事实真相。

     作为一个历史名词，“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是这样定义的：它指的是1950年10月10日以后，即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占北朝鲜，中共中央秘密决定出兵援朝对美作战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大规模杀、关、管国内敌对分子，旨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运动。

     《每天都有卡车驶向刑场！50年代铁腕“镇反”》一文对镇反是这么描述的： “那时候，几乎每天，人们都会看见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插着木牌、判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武警和民兵的严密看守下，在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枪声此起彼落……”

     几年间，数百万人头落地。

     落地的人头中，相当一部分是昔日的抗日英雄。 然而， 待遇不同的是，在我国的战犯管理所里， 也曾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 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我非常敬重粟裕的一个原因，除了他仗打得好之外，更看中他的正气与正义，在孟良崮战役后花了400百大洋买棺材，对抗日名将张灵甫进行了厚葬， 并在坟前树起一块木牌，上写：整编七十四师帅长张灵甫将军之墓。

     张灵甫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他是个瘸子，几次负伤，膝盖曾被日本鬼子打裂。

张灵甫与王玉龄

     张灵甫的妻子王玉龄2007年6月登上山东孟良崮时曾经这么说：“国家总得统一，如同美国的南北战争。”

     我们不能苛求历史， 却不能不反思历史。反思历史并非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审视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历史， 就会以什么态度对待现实， 态度决定一切！

     南北战争， 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 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

     然而，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 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角落。 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

     我更想说的是，中国革命以双方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而赢得了胜利， 建立了红色政权， 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了争得政权和维护政权，历史所付出的代价很大很大，只求一点： “三座大山”不要重来， 官僚资本主义不要重来！

     对在“镇反”中被杀的国民党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戡乱战争末期“和平起义”后解职返乡者，投降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被杀人数最多。后来平反的也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地点 被杀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 
    韩起功 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
    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 太原 1953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 广东开平 1953 
    金亦吾 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1.13 
    王育成 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海南文昌 1951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4.8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 四川邛崃 1952 
    喻英奇 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 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
    徐经济 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 陕西 1951 
    钟祖培 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 广西 1951
    曾宪成 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武庭麟 第15军军长 洛阳 1952
    夏炯 第20军副军长 1950
    向传义 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11.17 
    张治公 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河南郾师 1951.3 
    韩步洲 第33军军长 北京 1953
    高倬之 第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 
    陈春霖 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
    周静吾 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6
    潘峰名 第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 
    何绍南 第66军军长 1954
    李楚瀛 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11.14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甘清池 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 广东信宜 1951.12 
    尚其悦 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 哈尔滨 1950.5.30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 
    莫树国 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春 
    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 
    潘琦 第14军10师师长 江西广昌 1951 
    危宿钟 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